1944年4月27日，上午八点，波兰西部，罗兹市，市政厅。

罗兹这座城市在战前是波兰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，人口六十多万，工厂林立，可以说是一个工业化中心城市不为过，也是波澜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。

从1939年10月份开始，德国人占领了它将近五年，五年里把这里的工厂变成了军工厂，

把这里的工人变成了奴隶，把这里生活的悠太人们送进了奥斯维辛。

现在，红军来了。

德国人跑了。

城市也算还在，但已经破败不堪。

街道上到处是碎石和碎玻璃，电车轨道被炸断了，扭曲的铁轨翘起来，像死人的肋骨。

所有的工厂和教堂都被德国人给炸了，烧了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波澜人可以说几乎是什么都没了，粮仓也都被炸了，一些大型的公寓更是难逃毒手，基本上都被烧成了废墟。

这里的市政厅是这座城市少数几栋还算完整的建筑之一。

灰白色的石墙，高耸的钟楼，大门上方刻着波兰的国徽。

一只白鹰，但鹰头被德军士兵凿掉了，只剩下翅膀和爪子。

今天，这座市政厅的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汽车，吉普车，卡车，指挥车，还有几辆摩托车，横七竖八地停着，把整个广场塞得满满当当。

内务部的卫兵们站在门口，戴着蓝色帽子，腰间别着手枪，肩膀上扛着步枪，眼睛警惕的盯着每一个进出的人。

从早上七点开始，就有军官陆陆续续地到了。

先是团长，然后是师长，然后是军长，最后是集团军司令。

他们从各个方向赶来，有的坐吉普车，有的坐卡车，有几个骑兵师的师长还是习惯骑马来的。

这里逐渐变的热闹起来。

市政厅的大厅被临时改成了会议室。

大厅很大，以前是被市民们申请举行婚礼和庆典的地方，天花板很高，上面画着波澜名人们的画像，画得栩栩如生，只是有些画像上被德国人涂了万字徽，还没来得清洗。

大厅里摆满了椅子，一排一排的，整整齐齐，一共三百多把椅子，每一把椅子前面放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一个纸袋，纸袋里装着几块饼干和一块巧克力。

讲台前面立着一块白板，白板旁边放着一盒彩色粉笔。

先到的军官们三三两两地坐在椅子上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看文件，有的在喝水，有的在吃饼干。

大厅里嗡嗡嗡的，好不热闹，说话声，笑声，咳嗽声，椅子挪动的声音，混在一起，听起来乱哄哄的。

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坦克兵上将坐在第一排，翘着二郎腿，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在看。

他是个矮个子，但很壮实，肩膀宽得像一堵墙。

旁边坐着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司令卡图科夫坦克兵上将，两个人是老乡，都是莫斯科人，也是多年的战友。

卡图科夫比雷巴尔科高一些，瘦一些，面容和蔼，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，还有那种读了万卷书，行了万里路的人的气质。

“卡图科夫，你说今天叫我们来干什么？”雷巴尔科把报纸折起来，塞进口袋里，从纸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，剥开，咬了一口。

卡图科夫闻言耸耸肩:“不知道。也许是补给的事。我们的坦克都快没油了，炮弹也不多了。”

“补给的事用得着叫我们来？后勤部长来就行了。”雷巴尔科把剩下的巧克力塞进嘴里，嚼了几下，咽下去，又从纸袋里掏出一块。

卡图科夫看了他一眼，笑了。

“你胃口不错啊，一块接一块地吃。”

“饿。昨晚没吃晚饭。”雷巴尔科把第二块巧克力也吃完了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:“部队要休整，我也要休整，天天吃粗糙的黑面包，胃都有点受不了。”

他们旁边坐着近卫机械化第一军军长克拉夫琴科坦克兵中将，他是瓦列里的老部下，从斯大林格勒就开始跟着瓦列里打仗。

个高个子，瘦长脸，嘴唇很薄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但一开口就能说到点子上。

他正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，像是睡着了。